对话周春芽:筹款够用就可以 不能把募捐作为目的

摘要:社会中苦难的东西,其实已经很多了,我希望我的艺术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,一些慰藉,让大家忘掉一些痛苦。

通过做慈善,对人的理解更深刻

《中国慈善家》:成立五彩基金时,您都想了些什么?

周春芽:汶川大地震之后,我们成立了五彩基金,帮助那些因地震致残的孩子学画画。5.12顷刻之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,他们所受的心灵创伤大于肉体创伤。我们教他们学画,就是希望他们首先在心灵上有所安慰。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很多问题,肢体残疾不是最可怕的,如果你有理想、有愿望、有想法,你的心灵就是强大而健全的,这是最重要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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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还是比较幸运,生活在这个没有战争,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。我们艺术家能有今天,其实是要感谢改革开放的。艺术家不要把个人的能力和财富看得太重,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给你发展的土壤,你再聪明、再有天赋也没用。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,包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给人们带来的道德、精神上的一些困惑,以及贫富悬殊所导致的一些社会问题。但是我认为,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,我们要去解决它们而不是仅仅去埋怨,要看这个社会的发展总的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。在发展中,你意识到问题,就要解决它。而且艺术家要站在艺术的角度,去想怎样帮助人们解决问题,至少得想办法为人们的思考带来一些触动和启发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:做公益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,尤其是艺术创作方面?您的作品一直关注人性,那些经历过生死的孩子,是否带给您新的艺术思考?

周春芽:经历地震,帮助了这些小孩,可能更加觉得自然灾害对人、对大自然都是个摧毁;但反过来,也会发现人性中温暖的部分,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帮助、相互依存的关系,这种感情可能会影响你的艺术理解。我不会直接在题材上有比如抗震救灾这种表现,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

做慈善,耽误了我一部分画画的时间,但是并不耽误我思考人生和艺术。通过做慈善,对人的理解会更加深刻、更加细致。人生有很多苦难,防不胜防。灾难恰巧发生在我的身边,我对那些受灾的人遭遇的痛苦感同身受,我对人性就此有了更丰富的了解。我花了一段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人生的另外一些东西——艺术就是这样的,生与死、悲与欢是我们经历的两个极端,也是人性的两个极端,只有经历了这种极端之后,你或许才有权利说,“我可以为人性而表达”,也许这是做慈善所带来的艺术灵感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:今年是五彩基金创立的第10年,10年应该算是一个阶段了,关于它的未来,您有什么新目标吗?

周春芽:从五彩基金创立之初,我都是一直在控制规模的。我们不想做得太大。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,两千个、两万个残疾儿童都可以找到。筹款这方面的力度我们可以再加大,但我希望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,真正保证它的质量,把事情做仔细,长久做下去。

我们基金从老师授课到举办艺术展览,再到学生的创作成果,都是一个完整的系列。培养艺术能力这件事,急不得也快不得。因为残障学生身体方面的特殊原因,老师们除了在教学点集中上课外,还会上门授课,不少地方都有老师要定向到一个村子教一个学生的情况。如果规模太大了,师资就是个大问题,可能100、1000个老师都不够。目前我们只有艺术技能授课这一部分,其他像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有另外的(机构)在做。曾经有人建议我办一所残疾人艺术大学,我马上否决了,就是出于这种理性的考虑,我们的实力和精力都还达不到,不应该盲目求大。我做的这个部分只是小的部分,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,影响带动大家。

筹款方面,我的观点是够用就可以了,不能把募捐作为一个目的。你可以发动100个艺术家,每人捐一幅画,再发动100个收藏家来买。但突然一下子拿那么多钱,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,是否能够合理利用更是一个问题。这是很大的责任。而且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艺术,用全部精力来做慈善。首先我得是一个好的艺术家,慈善力所能及地做,如果我能够保持我在艺术上的影响力,也可以给慈善方面带来好的影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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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1月17日,五彩基金&FCC慈善拍卖晚宴现场


人性的美好,是慈善与艺术的共同归宿

《中国慈善家》:您被认为是对色彩运用得最好的当代艺术家,也有评论说“温和与暴力”是您作品的特色。从藏族题材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肖像与人体作品,再到后来的“绿狗”“桃花”“豫园”系列,您认为自己作品中共同的精神线索是什么?

周春芽:共同的精神线索,就是我所有的题材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。我不是个画狗的艺术家,我画“绿狗”是因为它是我自己养的,它和我的生活以及情感发生了联系。至于为什么画成绿色的,其实有一个精神的东西,是一种力量的象征,是在这只狗身上我想寄托的情感表达。“桃花系列”也一样,也是跟我生活有关系的。我也不是个画花的艺术家,为什么画桃花,而不是被荷花所打动?其实“桃花”完全可以解读为情欲的表达,就是我当时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和理解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:相较于同时代的一些当代艺术家,您作品中直接表达社会批判和变迁的东西比较少,原因是什么?

周春芽:我关心的是终极的东西。不是不关心社会的变动,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都有他独特的责任,不可能每个艺术家都一样,都一个类型。有些可能就直接用他的艺术语言,去批判社会的一些弊病;我可能关心的就是你批判完了以后,人应该怎么办?人性中最珍贵的是什么?爱对人意味着什么?战争年代人都有爱情,这个是人的本性,对不对?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。

我觉得包括做慈善也是如此。社会中苦难的东西,其实已经很多了,我希望我的艺术给大家带来一些希望,一些慰藉,让大家忘掉一些痛苦。我常想,一个艺术家会有多大的作用?不可能像一个将军一样指挥千军万马,能起到一些心灵抚慰的作用已经不错了。与批判所对应的必然是重建。你要去批判一个东西的背后,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。我只想把目的提前表达出来,比如世外桃源,有这个东西在,必然能唤起反思。有美好幸福的参照在,我们为什么要战争而不要和平?

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很懂得平衡的,很中庸的人,这也是表象。我怕把矛盾激化之后大家难受,我不希望别人难受也不希望自己难受,尽量做一些让别人高兴的事情。我的艺术就是希望大家忘记这些痛苦,所以我画桃花,看到如此明艳的色彩,你心里很高兴很舒服就忘记郁闷了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战争,多去爱。比如说我现在关注灾难、关注一些肢体残缺的孩子,但我不会画这些,我会画没有灾难的风景,是灾难以后我们向往的风景。

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是不温和的,是一个很有原则和强烈意志倾向的人。我的工作室里有很多坦克模型,画桃花的时候,刻意把坦克放在旁边,暗示自己不要把桃花画得太俗气太柔了。我希望有一些尖锐、暴力的东西。我有意识地在性格中保留一些对抗性的东西,比如说拒绝流俗。这是必须的,作为艺术家一定要拒绝庸俗的东西。艺术家的天敌第一是不真诚、不真实,再就是庸俗。人的正常生活不是庸俗,人生病、吃饭,都不是庸俗的生活,而是平凡、真实的生活。庸俗是虚伪的社会里面,大家都说不想说的假话,做的事情不是自己想做的,这是一个很庸俗的事情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:大多艺术家都有鲜明的性格特点,有超越常人的优点,也有鲜明的缺点。您自认有哪些缺点吗?

周春芽:艺术家要保持个性、独立性,要保持内心自由的状态、不受人约束的状态,所以就养成了独特的,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性格、思维和生活方式,这可能是艺术家的缺点。毕竟一个社会,没有规范的约束是会乱套的。但如果一个艺术家考虑得非常多,考虑到协调,考虑到平衡,跟普通人一样,他的艺术可能就丧失了特点,这是致命的。很多人说周春芽是一个好人,我说,我是一个犯了很多错误的人,不是一个完全的好人。

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写得太好,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,都是会犯错误的,但这不妨碍一个人做慈善和做好事,我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:焦虑似乎是这个时代共同的病征,您是否也会焦虑?因为什么而焦虑?

周春芽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焦虑,只是考虑事情的角度不同而已,就比如一些大的企业家、慈善家,可能不必再焦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,但会焦虑企业做大之后如何才能一直站住脚,焦虑自己背后几万个员工的生存,他们的焦虑其实是更大的。

我也一样,细小的层面,我的焦虑可能你也会有,生活的,感情的;大的层面,会焦虑年轻时的理想有没有实现,艺术该怎么发展下去,中国的艺术怎么在国际上真正有地位。

前几天一家德国的媒体采访我,对方说:“我们西方现在对中国艺术家有误会,好像我们的学术界都不认可中国的当代艺术。”我回答他:“不着急,就像我们了解你们西方,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的,你们了解中国的艺术也要有耐心,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正常的文化交流,对不对?这就是进步。”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家需要直面的问题。所以在大的层面的艺术思考上,我有自己的焦虑,比如中国的艺术家对世界艺术要有什么贡献?要做出什么努力?首先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而且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做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:您现在在当代艺术圈拥有这么高的地位,会不会也有所有人都在看着您的焦虑?所有人都在等待您的新作品,期待您有什么新突破,这会对您构成压力吗?

周春芽:会,这种压力更大。艺术的创新,艺术的追求,是没有止境的。你说的是对的,今年10月份,我将在中国最大的私人美术馆“上海龙美术馆”做一个展览,这个展览对我压力特别大,因为我将近10年没有在国内做个展了,突然做一个个展,大家肯定都在看着。但这个压力其实也是动力,也是一个跟大家交流近期想法和创作的机会。是艺术家都有这种压力,任何一个行业做到一定的成绩,压力都很大。

对于展览出来之后,观众的反应,评论家的反应,我是不担心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,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不同风格,这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,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。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,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,如果不自信,就坚持不了自己的艺术追求,坚持不到今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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