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动者崔澜馨：别因为钱，让孩子活不了

“阿姨抱抱”“阿姨拍我吧（注：拍照）”“耶，茄子！”北京春苗儿童成长基地里，七八个三四岁的孩子，欢笑雀跃，迎接眼前的陌生人，不惧交流。

这样一群孤贫儿童，外表看不出和其他同龄孩子有什么不同。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为他们奔走筹款、寻求医疗救助，代替父母亲人料理日常。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护理阿姨形容，这群孩子“偷走了我的心”，春苗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则更坚定，“公益会是我一辈子的事”。

自2010年至2018年12月31日，春苗累计服务患儿17740人次，累计筹款1.760768亿元。2018年凤凰网公益行动者联盟公益盛典上，崔澜馨获得“年度十大公益人物”称号。在2019年行动者联盟公益盛典启动报名之际，她接受了凤凰网公益的专访。

崔澜馨和基地的孩子们聊天

孤贫孩子的家

北京顺义区后沙峪有一片高档别墅区，几所私立国际学校。离它们不远的另一侧，沿着日新路，开车拐进一条胡同，单车道宽、砂石路面，约经300米颠簸。胡同尽头就是春苗儿童成长基地。

这里别有天地。大院被修成了操场，中央塑胶跑道约30米乘15米。操场东西两侧草丛绿意盎然，各色花卉烂漫其间。有一块空地被开发利用成小菜园，长着些蔬菜瓜果。南侧墙有一片卡通涂鸦，色彩缤纷，尽显童趣。

细雨中，两个十三四的男孩专注地传球玩。其中一人正在术后恢复期，如果顺利，预计会在一周后离开这里回到原来的福利院。如果不是赶上下雨，会有更多的孩子来操场活动，体验仿真沙滩、攀爬梯架。

术后康复效果不错的孩子雨中踢球

操场北侧是基地大楼。每一位访客或工作人员进入楼内，第一件事都是换鞋、洗手。

一层入口洗手台旁贴着八步法 

一层是办公区，二三层有独立房间和活动区，房间住着受助的重症孤儿。每个房间的孩子和护理阿姨人数保持3：1比例，另有值班经理负责随时填补护理阿姨的空岗。

上午11点，是孩子们的午饭时间。洗手、吃饭、喝汤、洗手、擦嘴，一套流程驾轻就熟，连年龄小一点的都学会了自己爬上儿童椅。不挑不闹、其乐融融，没有平常人家追着喂饭的时候。

下午是午睡、游戏时间。因为打小就跟护理阿姨生活在一起，孩子们会冲她们撒娇，举高高、讲故事、玩游戏，阿姨们笑着，有求必应。

护理阿姨和孩子们玩耍

基地里，目前在职的护理阿姨50人左右，基本是周边村民。初中文化以上、会写字，就可以应聘参与培训，通过考核，最终留下来。

阿姨们每天两班倒，保证孩子接受7×24小时不间断看护。如此大强度、耗体力的工作，人员流动性却很低，目前在这里工作至少8年、5年、3年的人，各占三分之一。

接受过专业护理培训的阿姨们，会接到商业机构，如月嫂公司的电话，但她们选择坚持在这工作，并不为收入。每遇下雨，胡同里积水严重，她们趟水也会坚持按时到岗。

曾经在这里干到近70岁的大王姐，儿孙在上海定居，生活条件也不错，希望接她常住上海，可她总想回来再看看。有人这么形容自己和孩子之间超越亲情的彼此依赖，“这些孩子偷走了我的心，我离不开这了”。

“救孩子”

爱是公益的种子。崔澜馨，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长，农业专业毕业，2010年放弃了待遇相对不错的工作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刘东医生联合成立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，并认定“公益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”。

“春苗”的诞生和命名，源自一个孤儿，福利院给他起名：小苗。2007年冬天，患有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小苗，被遗弃在雪地。送到福利院时，他全身严重冻伤，急需先调理冻疮再治先心病。那时还是志愿者、有自己本职工作的崔澜馨、心脏外科医生刘东和其他志愿者，定期给小苗做义诊。他们找熟人、托朋友联系到可以做先心病手术的医院，费用预估8至15万。原本答应资助医疗费的朋友，遇上金融危机，一下子拿不出这些钱，已入院等待手术的小苗只能先出院。崔澜馨和朋友们再次一边筹款，一边调理小苗的身体，以保证他以更好的状态入院。“但就在这个过程中，很不幸，突然有一次缺氧发作，这个孩子离开了”。

这段故事，崔澜馨以往接受采访时讲过无数遍，这一次，情绪依旧不能平复。言语间流露着惋惜和哀叹。曾经的志愿者朋友，因为艰难，有些人已经离开了这支公益队伍。

“他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。对于一个生命，我们注入那么多心血施以援手，最后却因为钱让孩子离开，大家遭受的打击太大。”

那之后近2个月，崔澜馨和刘东医生没有联系过彼此。直到有天近半夜12点，崔澜馨收到刘东医生的短信，“睡了吗？要不要出来聊一聊？”俩人就近约在24小时快食店，聊了些无关痛痒的事后，刘东发起一个提议，开启有关小苗的话题，崔澜馨则用“悲壮”形容他的提议。“刘东医生说，小苗虽然离开了，但是我们这段时间都没有过好，能做点啥？要不成立个组织？”俩人一拍即合。

但又是钱，注册基金会的资金筹集，成了一道难关。“当有一天，你说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缺注册资金两百万的时候，之前说支持你的人都找不见了。”

现任基金会监事长齐宏在当时给了崔澜馨一剂强心针，“他说他愿意把后两年的钱也一次性捐给我们，因为看到了我们的坚持，即使是跑注册的过程里，我们也帮助了50多个孩子筹款，并把信息公开”。

刘东医生在和崔澜馨讨论后续的发展及筹款时也说：“虽然我们不是有钱人，但是像咱们这样的中产者，虽说不富裕，但非常有爱心。每个月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，哪怕是买杯咖啡的钱，节省件衣服的钱，我们愿意做一点点事情。”

带着这样的理念，2010年10月，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成立。“一是纪念小苗，希望不再因为钱的问题，让孩子没了活下来的机会，二是希望受助的儿童可以像春天的小苗，在更多人的爱里，茁壮成长。”

护理阿姨给受助孩子喂奶

崔澜馨没料到的是，日后遇到烦闷，自己疏解压力的好伙伴，竟然就是这群困境中受助的孩子。“当我自己的力量弱了，或是感觉外界挑战压力太大时，我就会来基地找一个房间，跟孩子们玩一天或半天，就充满电又能出去了。”

下午3点，午睡的孩子们陆续醒了。每双眼睛看到崔澜馨，都要她抱，扎辫子，做游戏，甜甜地喊着“澜馨阿姨”。

下午的活动时间，崔澜馨和孩子们玩耍 

崔澜馨说，孩子们刚有说话的意识时，会冒出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，“我们就更正叫‘阿姨’，从小不能给他们错位感，不然有一天他离开我们这，会觉得又一次被妈妈抛弃了。再大一点懂了事的孩子可能会问妈妈在哪、家在哪，我们会告诉他，原生父母因为面临重大的困境，害怕你们活不下来，所以把你送到了可以让你们活下来的地方。虽然不能跟你们在一起，但他们是爱你们的，你们也要感恩他们，爱他们。”

目前，在这里给予孩子关爱的，还有近2000名志愿者。一半是学生，来自初高中、大学，一半是社会人士。大家来了都知道自己固定要干什么。比如初高中志愿者，可以帮助阿姨做清洗、晾晒、折叠，整理孩子档案。25岁的丽兵，通过网上申请，成为春苗志愿者中的一员。稍大一点的孩子想让他抱、一起玩，他都不拒绝，永远笑着，露着小虎牙，和孩子们讲故事、聊天。“我每星期过来一次，来了10多回了。孩子们可爱又懂事，应该得到多一点的爱。和他们相处，我自己也能收获一份放松。”

青年志愿者在基地跟孩子们做游戏 

“更好地救孩子”

春苗成立之初，团队只有几个人，是从2006年就和崔澜馨一起做志愿服务的朋友。曾经志愿者时期参与的服务领域涉及儿童医疗救助、助学、环保等。基金会成立后，他们开始招聘正式的全职员工，设立财务部、项目部等。

“十几个人基本都在做项目，救助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、早产、肢体残疾，或烧烫伤。但是后来我们觉得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你不在某一个疾病领域深度地探究，给不了孩子更多专业的关怀和服务。”

2011年下半年，春苗团队调整业务重心，继续救助被遗弃孤儿的同时，专注于对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和早产儿的帮助。“爱与专业”是春苗的服务理念。

崔澜馨能够拍胸脯——春苗对早产弃婴不说NO。“基地专设了一个早产儿房间，因为早产儿的生命太紧急，可能今天不决定，明天孩子就离开我们了。”

长期合作的医院，也给了春苗最需要的绿色通道。崔澜馨介绍，医院对他们的收费标准和普通患者一致，但春苗的孩子可以快速紧急入院，“八一儿童医院还有专属病房，第一时间接纳我们这边的孩子”。

在贫困家庭患儿救助中，春苗医务社工团队除了给予资金的支持，还会担当医院和家庭间的“翻译”。崔澜馨用术语“活力很好”举例。“医生和我们的社工都不直接对家长说这孩子肯定没问题，所以就用‘活力很好’，表示孩子生命体征非常好，有积极想活的意识。这时候我们会鼓励家长，再多给孩子一周的观察时间。”

春苗医务社工团队给家长们答疑

心理层面，贫困家庭听说 “早产儿”“先天性心脏病”，总会恐慌。崔澜馨和同事们先给予认知支持，普及国家和所在地的医疗报销或补贴政策，梳理资金缺口、发起筹款，“起码他不会因为钱的问题放弃孩子”，再讲述同类婴幼儿坚持治疗恢复健康的故事，最后给予科学喂养的指导。

“比如我们在八一儿童医院，孩子出院前一至两个星期，会有社工和护理阿姨，在护士的指导陪伴下，每天花2个小时，让妈妈或主要照顾人学习喂奶、拍嗝等操作，防止婴儿到家因为呛奶引发肺炎再回医院。”

春苗的这一举措，解决了早产儿家庭频繁往返家和医院的大难题。从去年项目启动至今，他们帮助了近200个家庭，“百分之百的家庭都说在护理孩子上有信心”。

医生更是给予项目肯定，因为春苗的这一步护理指导，早产儿的再入院率降低了50%。

“更多地救孩子”

逐步实现从“救孩子”到“更好地救孩子”的转变后，春苗放眼“更多地救孩子”。去年，他们将“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”更名为“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”，对外是名称的变更，实际是内部的一次战略升级。

“我们将横向、纵向地联合更多合作伙伴，一起参与救助”，崔澜馨这么概括未来的工作。比如针对医务社工、儿童养育护理，专业技术培训输出，或是协助更多好项目募集资金。“过去只有春苗对重症孤儿、早产儿、先心病孩子的救助，未来将有助学、养老、罕见病、新生儿疾病筛查等项目的支持等。这是一个彼此分享、彼此成长的过程。”

工作多了，相应的人才资源与报酬、运营资金的困难更加突显。崔澜馨举例，团队内财务部、发展部、人力资源部的全职员工，工作内容及强度与商业公司的员工相比，没有差别，甚至更苦，薪水却低很多，也没有一线护理阿姨从孩子那里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

今年，春苗团队设计红包墙迎春节

让人欣慰的是，逐渐有更多人，愿意在捐赠前对项目作理性选择。曾经有人也想把钱捐给孩子治疗疾病，但在参观了春苗基地、得知员工待遇后，决定专门捐一笔，用于提升春苗全职团队的薪酬。“越来越多的捐赠人，愿意来了解我们，走进来，听我们讲述、介绍这里的一切。”

一家企业承诺月捐20万，帮助分担春苗的运营成本，但对方也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“如果你们一直保持初心做公益，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捐赠，但不可以有腐败等负面信息被曝光。”崔澜馨和团队一如既往，把这当作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。

更有曾经的受助家庭变成当下捐款人的故事。2010年，春苗帮助一名16岁的孩子完成手术。前不久，有了稳定工作的他，看到崔澜馨朋友圈发布募捐信息，立刻成了一名月捐人。“虽然钱不多，但我们希望更多人受助后，未来有能力时，帮助和他一样遇过困境的人。比如捐五块钱就可以帮助一个早产儿吸一小时氧，捐六十块钱就可以帮助一个早产儿延长一小时生命。这时候，捐赠行为就和一个生命连接到了一起。”

2019年，春苗八周年年会

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过程也难免被刺扎。看到崔澜馨辞去原工作，拿着低收入却还愿意在公益圈奔走这么多年，开始有声音怀疑她是不是有灰色收入。甚至是同学聚会，崔澜馨一度觉得自己是“异类”。2015年，她获得一家商学院的公益奖学金。有人投来不解的目光，同学们谈论的资产配置、豪车、房子，都是崔澜馨插不上的话题。“这种孤独感，还带着非常大的压迫感，甚至同学聚会也不想参加。大家礼尚往来，自己没办法回请大家，只能选择回避了。”

也有人问过崔澜馨，把募捐信息发到朋友圈时，不担心被拉黑吗？崔澜馨态度坚定，“如果我做这些事，都不为这些孩子发声，谁为他们去发声？如果我都不愿意发声，怎么影响别人为他们发声？”

今年是崔澜馨参加工作第21年。她爱好广泛，但私人时间越来越多地给了春苗的工作和孩子们。“我喜欢游泳、摄影。现在我的镜头全都在记录基地的孩子们。”

前年元旦，因为身体原因，她剪去了憧憬出嫁的及腰长发、努力加强锻炼。今年4月，进入不惑之年，身体状态逐渐好转，她还有个小心愿，“遇到个愿意把我宠得像孩子的人嫁了”。

爱之花开放的地方，春之苗便能欣欣向荣。